松绑汽车限购

汽车限购政策在近年来持续引发社会各界广泛热议，如今正迎来转机。部分城市已蓄势待发，准备向这一长期存在的“壁垒”发起挑战。近日，天津市率先迈出重要一步，发布了《关于对〈天津市进一步优化小客车调控政策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该《公告》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放宽汽车限购的具体举措，包括每年额外通过摇号方式配置3万张个人普通车增量指标，以及采用阶梯摇号方式再增投5万张个人普通车增量指标。同时，还放宽了单位和个人增量指标的申请资格，为更多市民提供了拥有私家车的可能。这些措施一旦确定，将于2025年6月1日起施行。

放眼全国，目前仍有7座城市施行汽车限购政策。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里达工厂厂长张涛在接受《中国汽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家相关部门应指导地方政府逐步取消汽车限购政策，并通过增加车牌发放和用车环节的激励措施，有效促进汽车消费，为拉动内需注入新的活力。

限购政策亟待调整

在仍实施汽车限购政策的城市里，各种限制条件让消费者深感无奈。天津消费者程杰便是其中之一。他告诉记者：“家里3个人同时摇号已经6年了，至今还没中签。”这几年来，孩子都已经工作好几年了，家里一直盼着能买辆车，但限购摇号却成了难以逾越的“拦路虎”，让这个愿望迟迟未能实现。如果《公告》中的方案能够落地实施，按照新的摇号规则，他或许能看到更多希望。当然，消费者最期盼的还是能够彻底取消限购。

逐步放宽甚至放开汽车限购正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1月26日，北京市发布了2025年小客车指标配额和配置比例。为回应无车家庭的用车需求，推进购车指标的精细化差异化管理，并鼓励汽车新能源化，北京市将于5月26日面向无车家庭定向增发4万张新能源小客车指标，这些指标仅能用于购买纯电驱动小客车。增发指标将全部面向申请指标类型为“新能源指标或普通指标”，且处于“资格审核通过”状态的无车家庭进行配置。

事实上，国家层面的相关政策一直在倡导地方取消汽车限购。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向记者表示：“去年，国务院印发的《2024～2025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中，明确要求逐步取消各地新能源车购买限制。”参考当前持续提升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逐步取消汽车限购已经是主管部门明确且力推的政策导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25年重点任务时，将扩大国内需求摆在了首位，逐步取消汽车限购的意义非凡。

限购已成消费“堵点”

实施汽车限购政策的城市主要集中在部分中心城市或省会城市，其主要理由无一例外地指向了缓解交通拥堵和环保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各限购城市采取了各不相同的限购方式。有的城市采用燃油车摇号与新能源汽车排号的模式，并对家庭购车者给予一定的倾斜政策。然而，这种复杂的积分计算规则使得摇中燃油车指标的概率大大降低，而新能源汽车的排队周期也变得异常漫长。上海则选择了竞拍制，还有的城市则采用了摇号与竞拍相结合的双轨制。截至目前，广州、深圳、天津等限购城市都已陆续通过增加新能源汽车号牌投放等方式，逐渐放宽对新能源汽车的限购，这一政策调整主要针对“久摇不中”的消费者以及购买新能源汽车的群体。

早在去年全国两会上，就有代表提出优化汽车限购的建议。其中，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企业财务管理协会会长、经济学家张连起针对北京小客车摇号政策提出了改进意见。他认为，为了解决当前公共资源配置不公的问题，北京应该借鉴上海等地的经验，引入竞拍配置和个人阶梯摇号（久摇不中配送）的方式。张连起表示，任何方案都有其利弊，政策的取向应当是利大于弊。竞拍配置方式可以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使得京牌的获取更加公平公正；而个人阶梯摇号（久摇不中配送）方式则可以保障长期参与摇号但未中签的市民的权益。这两种方式在上海等地已经取得了成功的实践，值得北京借鉴。此外，他还指出，目前非法租赁或变相倒卖京牌的现象日益严重，在严厉打击这种违法行为的同时，改革北京小客车摇号政策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长江商学院副教授陈晖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和市场消费需求的增长，部分城市汽车限购措施带来的负面效应正在逐渐显现，这已经成为拉动消费和满足百姓获得感的一个“堵点”。与若干年前一些城市采取限购时的情况相比，如今无论在技术还是管理模式等方面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限购城市应该积极利用人工智能等相关技术进步成果，从多个维度去研究对策，努力向着放宽直至放开限购的方向推进。

多措并举治堵促销

逐步放宽乃至取消汽车限购，已成为限购城市积极探索的实践路径。

早在1994年，上海在机动车保有量尚不多时，便率先尝试实施了私家车牌照拍卖政策。至1999年，上海共拍卖私人汽车额度1.1万辆。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当时上海民用车辆拥有量在全国所有省市中仅位列第16，政策调控效果颇为显著。此后，上海不断完善拍卖规则，形成了与其他限购城市截然不同的模式：燃油车购车依赖竞拍，而新能源汽车购车限制则相对较少。至今，新能源车绿色牌照仍仅限于10万元以上的纯电动汽车。然而，汽车限购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新车消费市场。

事实上，与非限购城市相比，限购城市的汽车消费增长显得较为乏力。公安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上半年，汽车保有量在300万辆至500万辆之间的城市有20座，其中限购城市仅4座，即深圳、杭州、广州和天津。汽车保有量在500万辆至600万辆之间的城市为上海、苏州、郑州，其中仅上海实施限购。而汽车保有量超过600万辆的城市为成都、北京、重庆，其中仅北京实施限购。

据测算，若不考虑上下游经济效益，全面取消汽车限购政策理论上将催生超过5600亿元的消费额。崔东树表示：“近两年特别是近期以来，多个限购城市正在探索放宽限购措施，而提振汽车消费正需要这样的举措。”他预计，限购城市被限制的牌照配额如果有序放开，可能会带来相应的新车销量增长，对体现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效应、促进汽车消费都具有实际作用。同时，他也指出，限制取消后车牌资源不再稀缺，部分投机需求也会随之消解。

多位行业人士认为，汽车管理转向使用管理也是缓解拥堵、支持放开限购的出路之一，这需要结合经济、法律等多重手段。现阶段，主张放开限购的讨论多从消费角度出发，未能解决治理拥堵的核心难点，容易陷入“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循环。因此，需要拓宽思路，从更多路径去考虑综合治理，助推城市汽车限购政策走向放开。

陈晖表示，城市汽车管控措施多样，限购并非惟一选择。如果全面放开汽车限购，还可以考虑通过增加停车费、加征道路拥堵费等措施来进行限制。另外，应该打开思路，积极探索结合AI应用、智慧交通、智慧城市建设等新技术手段，加上智能驾驶车辆的逐步普及，将在很大程度上为减缓城市交通拥堵等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放宽汽车限购，正向效应大于负面效应。”陈晖坚信，如果辅以减免购置税、汽车下乡、以旧换新和金融服务等多项政策措施，汽车消费必将再上新台阶，为内需增长和经济发展增添更多活力。